《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一门“语文课”就够了吗

作者:佚名  时间:2014/3/28 14:45:51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1688
  可以说,《急就篇》奠定了中国启蒙教育阶段识字教材的基本范式。其后又过了500多年,即公元535~545年,梁武帝大同年间,周兴嗣所撰作的、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为首句的《千字文》问世。《千字文》继承了《急就篇》的编写范例及韵文形式,并成为后世1400多年来被使用最广泛的识字教材,且一字不改。在世界教育史上,恐怕很难找出同样的范例。对此,笔者不禁怀疑“与时俱进”这句话的普适性——至少在母语教育方面。
  从内容上,中国启蒙教育也很重视历史教育和经典教育。前者现存可查的为唐朝时盛行的《蒙求》。《蒙求》全文596条,计2384字,以历史典故为内容。四字一句,两句一联。如:“匡衡凿壁,孙敬闭户。桓谭非谶,王商止讹。孙康映雪,车胤聚萤。西门投巫,何谦焚祠。”其中很多典故成为后世蒙学读物《三字经》、《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取材来源。《龙文鞭影》正文8200字,录取了2000多个故事,内容包括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著名的人物故事、历史故事、神话、寓言等,相当于一部生动有趣的简明中国通史。
  经典教育则可上溯到汉代。据载,当时学童过了识字关后,接着便进入学习经书阶段,所读内容为《诗》、《书》、《礼》、《易》、《春秋》,加上《论语》和《孝经》。主要方式为“诵读”,即只要求是对经书“粗知文义”或“略通大义”,不求深解。从唐宋以后,《论语》和《孝经》作为最常用的蒙学教材,一直沿用到1949年后私塾被取消。
  值得深思的是,中国启蒙教育包括的三大部分内容:百科常识教育、历史教育和经典教育,正好对应着现代课程理论的三个范畴:知识—价值—思维方式,背后则隐含着以经学、史学、文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知识结构,并由此奠定传统中国人的宇宙观、历史观和伦理观的基础。陈寅恪先生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指出:“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之教育。”
  我们也许可以断言:正是这样一种以人文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启蒙教育,维系了中华文化于不坠。而承载这种教育内容的语言形式便是文言文。在这个意义上,文言是中华文化之“源”,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推广的白话只是其“流”。笔者不禁怀疑:当下中国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能否无视这样一个长达两千年的历史经验之存在,而仅仅依据最近百年乃至60年的“流”,来制定关乎民族未来的教育策略?
  语文课程改革需要回到源头,重新认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重建基础教育母语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在教材选文和单元体例上改来改去,争论不休。究其实,无论是多选一篇金庸,或是少选一篇鲁迅;无论是文体单元,还是主题单元,充其量均是“末”,而不是“本”
  还是回到当下的母语教育。
  自1949年以来,我们的中小学基础教育只设一门“语文课”。从小学到初中,一学期只有一册100多页的文选式课本,且还是以诞生不到百年的白话文为主。具体而言,以目前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某版小学语文教材为例,整个小学六年,12册语文课本中只有4篇(则)文言文。而到了初、高中,虽然文言文的比例有所增加,但零散地掺杂在白话中,像一箩筐谷子里掺进一把芝麻,不伦不类。
  令笔者意外的是,被尊为语文教育界泰斗的叶圣陶先生,对此早有怀疑。1943年,叶圣陶先生在《谈语文教本——笔记文选读序》一文中曾指出:“这种编辑方法并不是绝无可商榷之处。前一篇彭端淑的《为学》,后一篇朱自清的《背影》,前一篇孟子的《鱼我所欲也章》,后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无论就情趣上文字上看,显得多么不调和。”他又说“不调和还没有什么,最讨厌的是读过一篇读下一篇,得准备另一副心思。心思时常转换,印入就难得深切。”也正是基于此,1948年,叶圣陶、朱自清和吕叔湘三人合编了一套《开明文言读本》,试图进行文白并行的尝试,只是由于种种因由,最终未能付诸实验。
  而对于这种明显“不调和”的编排方式,长期的语文教学实践已经证明,既不利于培养学生对文言特有的语感,也不利于形成对文言文体的概貌认知,更无法体会文言文背后隐含的文史哲贯通的中国传统知识结构。相反,由于中学文言教学一直过于注重语法,特别是“之乎者也”之类的虚词用法,还有“意动”“使动”等等,严重败坏了学生学习文言的兴趣,结果白话文言都没有学好,可谓两败俱伤。
  更何况,如此单一的课程结构和单薄的课程内容,相比于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煌煌三千年历史文化,是何等地不相匹配,客观上也剥夺了下一代接受系统的中国经典文化教育的可能性,更由此造成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化传承上的严重断层。
  教育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产物。母语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背后联结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由于中国现代教育移植于西方,故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母语课程范式照搬西方。而这种范式是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分离的。事实上,即使在西方,母语课程也是丰富多样的。以美国中学为例,通常设置三门课程:《语言》、《拼写》、《文学》,并分别有单独的教材。《语言》主要讲解语法知识,《拼写》侧重单词拼写练习,《文学》介绍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包括大量的英语文学经典作品。
  鉴于此,中国语文教育课程改革需要回到源头,重新认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重建中国基础教育母语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在教材选文和单元体例上改来改去,争论不休。究其实,无论是多选一篇金庸,或是少选一篇鲁迅;无论是文体单元,还是主题单元,充其量均是“末”,而不是“本”。
  笔者以为,这是当下中国语文课程改革面临的无法回避的历史性课题。并且,从某个意义上,也是新世纪中华文化重建工程的起始。而完成这样一个课题,需要打破体制的藩篱,吸引当今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一流人才的参与,正如民国时期第一流的文化精英投身教育变革一样,而不是由教育部召集并指定某个“专家小组”来承担。
  九层之台,起于壘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不妨先提出这样的设想——
  我们能不能基于自孔夫子始、至民国止的中国教育传统,重新建构一个具有文化感和历史感的母语课程?
  我们可不可以将小学语文教育定位于初步建立中国文化知识谱系,建构中国文化的人文图景?
  另外,在教学方法上,我们可否抛开造句、组近义词反义词的纯属语言末技的练习,代之以传统的对对子的练习?
  我们可不可以摒弃对字词句及篇章结构的繁琐分析,放孩子们到阅览室去自由阅读,围绕一本书开展讨论,学习写作读书报告?
  ……
  一言以蔽之,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基础教育母语课程实行文言白话分科,各自编有独立的教材,分别设置不同课程目标?比如,“文言文”的课程目标为: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以完整的、连续的系统纳入课程内容,从小学到高中,形成一以贯之的课程序列,奠定作为“文化中国人”的根基。“白话文”的课程目标为:吸纳现代价值,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能够与世界对话的现代公民。两者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融通,彼此相济相生,并行不悖。同时,改革高考制度和考试内容,适当增加文言文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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