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是怎样写成的

　　范仲淹的第三忧是忧政，即政府机关的自身建设。
　　一个政权的腐败总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当一个新政权诞生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干部。通常，官位成了胜利者的最高回报，和掌权者对亲信、子女的最好赏赐。官吏既是这个政权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了最易被腐蚀的对象和最不情愿改革的阶层。只有其中的少数清醒者，能抛却个人利益，看到历史规律而想到改革。
　　1035年，范仲淹因知苏州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任尚书礼部员外郎，知京城开封府。他已两次遭贬，这次能够回京，在一般人定要接受教训慎言敏行，明哲保身。但这却让范仲淹更深刻地看到国家的政治危机。他又浑身热血沸腾，要指陈时弊了。
　　这次，范仲淹没有像前两次那样挑“君”的毛病，他主要针对的是吏治之弊，干部制度问题。也就是由尽“谏官”之责，转而要尽“台官”之责了。原来这宋朝的老祖宗，太祖赵匡胤得天下是利用带兵之权，阴谋篡位当的皇帝。他怕部下也学这一招来夺其子孙的皇位，就收买人心，凡高官的子孙后代都可荫封官职。这样累积到仁宗朝时，已官多为患，甚至骑竹马的孩子都有官在身。凡一个新政权大约到50年左右是一道坎，这就是当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讨论的“周期率”。到范仲淹在朝时，宋朝开国已半个世纪，吏治腐败，积重难返。再加上当朝宰相培植党羽，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皇帝要保护官僚，官僚要巩固个人的势力，拼命扩大关系网，百姓养官越来越多，官的质量越来越低。这之前，范两次遭贬，三次在地方为官，深知百姓赋税之重，政府行政能力之低，民间冤狱之多，根子都在朝中吏治腐败。他经调查研究，就将朝中官员的关系网绘了一张“百官图”。1036年他拿着这图去面见仁宗，说宰相统领百官，不替君分忧，为国尽忠，反广开后门，大用私人，买官卖官，这样的干部路线，政府还能有什么效率，朝廷还有什么威信，百姓怎么会拥护我们。范又连上四章，要求整顿吏治。你想，拔起一株苗，连起百条根，这一整顿要伤到多少人的利益，如欧阳修所说：“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不免浮议之纷纷。”皇帝虽有改革之意，但他决不敢把这官僚班底兜翻，范仲淹在朝中就成了一个讨嫌的人。吕夷简对他更是恨得牙根痒，就反诬他“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那个仁宗是最怕大臣结党的，吕很聪明，一下就说到了皇上的痒处，于是就把他贬到饶州（今江西鄱阳）。从他1035年3月进京，第三次被起用，到第二年五月被贬出京，又只有一年多一点。
　　这次，许多正直有为的臣子也都被划入范党，分别发配到边远僻地。朝中已彻底没有人再敢就干部问题说三道四了。这次范仲淹离京，几乎没有人再敢为他送行。只有一个叫王质的人扶病载酒而来，他举杯道：“范君坚守自己的立场，此行比之前两次更加光彩！”范笑道：“我已经前后‘三光’了。你看，来送行人也越来越少。下次如再送我，请准备一只整羊，祭祀我吧。”他坚守自己的信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虽三次被贬而不改初衷。
　　从京城开封出来到饶州要经过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上竟无一人出门接待范仲淹。他对这些都不介意，到饶州任后吟诗道：“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潇洒过禅师”。“潇洒过禅师”，这是无奈的自我解嘲，是一种无法排解的苦闷。翻读中国历史，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者的自嘲之声。柳永屡试不中，就去为歌女写歌词，说自己是“奉旨填词”；林则徐被谪贬新疆，说是：“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辛弃疾被免职闲居，说是“君思重，且教种芙蓉”。现在范仲淹也是：君恩厚重，让你到湖边去休息！饶州在鄱阳湖边，风高浪大，范自幼多病这时又肺病复发。不久，那成天担惊受怕，随他四处奔波的妻子也病死在饶州。未几，他又连调润洲（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四年换了三个地方。他想起楚国被流放的屈原，汉代被放逐的贾谊，报国无门，不知路在何方。他说：“仲淹草莱经生，服习古训，所学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辄不知忌讳，效贾生‘恸哭’、‘太息’之说，为报国安危之计。情既龃龉，词乃睽戾……天下指之为狂士。” 
　　范仲淹已三进三出京城，从东海边到北地大漠，来回调动已不下20次。他想，看来这一生只有在人们讨嫌的目光中度过了。但是他坚持独立的人格，决不与腐败的吏治同流合污。
　　但忠臣注定不得休闲。就像周恩来虽多次遭毛泽东的批评，写检讨，甚至被迫准备辞职，但救火的时候还是要用他。范仲淹也是这样，自1036年被贬外地4年后，西北战事吃紧，皇帝又想起了他。1040年他被派往延州（今延安）前线指挥抗战。1043年宋夏议和，战事稍缓，国内矛盾又尖锐起来。赋税增加，吏治黑暗，地方上暴动四起，仁宗束手无策。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仁宗又将他调回京城任为副相，又免了吕夷简的官，请范主持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这是他第四次进京为官了。
　　这次他指出的要害仍然是吏治。前面说过，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就是因为上了一个“百官图”，揭露吏治的腐败。七年过去了，他连任了四任地方官，又和西夏打了一仗，但朝中的吏治腐败不但没有解决，反愈演愈烈。他立即上书《条陈十事》。他说，第一条，先要明确罢免升迁。现在无论功过，不问好坏，文官三年一升，武将五年一提，人人都在混日子。假如同僚中有一个忧国忧民，“思兴利去害而有为”的，“众皆指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有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也。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纲纪之坏哉？利而不兴则国虚，病而不救则民怨，弊而不去则小人得志，坏而不葺，则王者失政”。你看“国虚”、“民怨”、“小人得志”、“王者失政”现在我们读这篇《条陈》仍能感受到范仲淹那种深深的忧国忧民之心和急切的除弊救政之志。他条陈的第二条是抑制大官子弟世袭为官。现在朝中的大官每年都可自荐子弟当官，“每岁奏荐，积成冗官”，甚至有“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大官子弟“充塞铨曹，与孤寒争路”。范仲淹是“孤寒”出身，深深痛恨这种排斥人才的门阀观念和世袭制度。他条陈的第三条是贡举选人，第四条是选好的地方官，“一方舒惨，百姓休戚，实系此人”。第五条是公田养廉。十条倒有五条有关吏治。后面还有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等。我们听着这些连珠炮似的言词，和条分缕析般的陈述，仿佛看到了一个痛心疾首，泪流满面的臣子，上忧其君，下忧其民，恨不得国家一夜之间扭转乾坤，来一个河清海宴，政通人和。
　　他不但上书，还实干，派许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员的政绩，调查材料一到，他就从官名册上勾掉一批赃官。有人劝道：“你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说：“一家人哭总比一州县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几个月，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贪官收敛，行政效率提高。但是，由于新政首先对腐败的干部制度开刀，先得罪朝中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有强大的阻力。
　　他的朋友欧阳修就最担心这一点，专门向仁宗上书，希望能放心用范仲淹，并能保护他，不要听信谗言。“凡小人怨怒，仲淹当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但是皇帝没有为他力拒小人之怨和纷纭的浮议。他一次又一次地无法“自以身当”，终于在朝中难以立足。庆历四年（1044年），保守派制造了一起谋逆大案，将改革派一网囊括进去。这回还是利用了仁宗疑心重，怕臣子结党的弱点，把改革派打成“朋党”。庆历五年（1045年）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已彻底失败，范仲淹被调出京到邠州（今陕西彬县）任职，这是他第四次被贬出京了。冬天，他又调邓州（今河南南阳），而他的庆历新政的战友们富弼贬青州（今山东益都）、欧阳修贬滁州（今安徽滁县）、滕子京贬岳州（今湖南岳阳），尹诛流放筠州（今江西高安）。这时还不像前三次那样是范仲淹一人出京，而是正义势力，忠节老臣全军覆没，扫地出门。范仲淹当年曾戏说，如再被贬就请准备一只整羊来祭他，现在连祭他的朋友也没有了。
　　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制度向来是政权的核心问题。不管是忧君、忧国、忧民，最后总要落实在“忧政”上，即谁来施政，怎样施政。治国先治吏，历来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为重点。范之后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仍然将吏治改革作为重点。范仲淹当年指陈的吏治弊病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他在《岳阳楼记》里一再讲的进亦忧，退亦忧，在朝也忧，在野也忧，正是一个政治家对治国实践和历史规律的深刻思考。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在邓州任上，这年他已57岁。自26岁中进士为官，四处奔波，三起三落，已31年。现在他可以静静地回顾一生的阅历，思考为官为人的哲理。忽一天他的老朋友滕子京从岳阳送来一信，并一图，画得新落成的岳阳楼，希望他能为之写一篇记。这滕子京是他同年中进士的年兄，又在泰州任上和西北前线共过事，是庆历新政的积极推行者。就是因为他敢作敢为，总想干一番事，就常招人忌，甚至被陷害。但滕子京总是这样乐观，这次贬岳阳，才两年就政绩显著，还重修名楼。范仲淹看罢信，将图挂在堂前，只见一楼高耸，万顷碧波。胸中不由翻江倒海，那西北的风沙，东海的波涛，朝中的争斗，饥民的眼泪，金戈铁马，阁中书卷，严子陵隐身的钓台，楔入西夏的孤城，仁宗皇帝忽而手诏亲见，忽而挥袖逐他出京，还有妻子牵衣阻劝，长子随他西北前线的冲杀……一起浮到眼前。他喊一声：“研墨！”挑灯对图，凝神静思，片刻一篇368字的《岳阳楼记》就如珠落玉盘，风舒岫云，标新立异，墨透纸背，洋洋洒洒，震大千而醒人智，承千古而启后人。他将山水、政治、情感、理想、人格全都熔于一炉，用纯青的火候为我们铸炼了一面照史、照人的铜镜。金代学者元好问评价范仲淹说：“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在文坛为大家。其思想、其艺术，光照千年。”
　　这文章是对我国封建政治文明的艺术性总结。中国封建社会近三千年，政界人物多得数不清，历朝皇帝334个，大臣官员更不知几多。但能写出《岳阳楼记》，并被后人所记住，学习和研究的只有范仲淹一人。现在我们知道要出一篇好文章是多么不容易了。好文章是一个人在一定的时代为背景下全部知识和阅历的结晶，是他生命的写照。其中不知要经历多少矛盾、冲突、坎坷、辛酸、成功与失败。这非主观意志可得，只可遇而不可求。因此一篇好的文章就如一个天才人物、一个历史事件，甚或如一个太平盛世的出现，不是随便就有的，它要综天时地利之和，得历史演变之机，靠作者的修炼之功，是积数十年甚或数百年才可能出现的一个思想和艺术的高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千年易过，好文难有。
　　范仲淹为我们写了一篇千古第一美文，留下一笔重要的艺术财富和政治财富，他也就以不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载入史册。
　　2008年6月29日
　　（摘自2008年10月上半月《美文》）
　　作者梁衡：
　　1946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内蒙古日报》《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科学史上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新闻三部曲《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在散文创作方面，《晋祠》《觅渡，觅渡，渡何处》《夏感》等被选入教材，属于被选入中学教材数量较多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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