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记》新辨

　　《石钟山记》新辨
　　曹　瑛
　　余近日新教苏轼之《石钟山记》一文，对此文产生许多疑问，姑陈述如下，以就正于同行。
　　“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参之以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之名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其声何其大也。山声洪大若此，以钟名之，又有何不可？而苏子乃以钟磬之音较之，不亦谬乎？盖钟磬之鸣为人力所为，且自有其打击发声之理；而“水石相搏”乃自然现象，风浪所搏，二者岂可同日而语乎？且夫水石之声与钟磬之音，材质不同，洪细迥异，环境有别，其恢宏大观与斗室余韵又不啻天渊矣。苏子援钟磬之例以证木石得声之谬，大有狡辩之嫌也。 
　　且夫山水得名，盖取其一端，显其一面，或彰其奇怪，或显其特异，岂可一名而囊万端也哉？即以山名而论，可以人名，如“褒禅山”；可以神名，如“黄山”；可以形名，如“五指山”；可以险名，如“六盘山”。岂“石钟山”独不可以其声得名乎？况世之随物赋名，各当其宜，各随其便，有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之理。则以“钟”名山，当非仅此一山也。且世有“槐树庄”、“老鸹窝”、“五指山”等地名、山名，若依苏子之理考之，则无有不谬者矣。 
　　更有怪者：《石钟山记》开篇既已否定郦元之说，而文尾却说“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反又肯定郦说，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岂不自相矛盾也哉？郦元之说简则简矣，苏子之说详则详矣，然二者岂非一说乎？吾欲以“是说也，人常疑之”置于文尾，则东坡先生又不知如何论说也。 
　　如是观之，《石钟山记》文尾之言，实沿袭前人成说也，何新意之有？苏轼父子不过偶然路过石钟山，乘兴而来，兴尽而归，其所见亦与古人如郦元者所见相同。所不同者，郦元有《水经注》之注文存世，苏子有《石钟山记》之文存世；而苏子之文以人而传，愈流愈广，世人遂以苏子之文为佳作，以苏子之说为妙论也。若稍加思考辨析，则不难见其浅陋也，充其量不过袭前人成说而已！ 
　　读者若不信，可考察《石钟山记》之文也。苏子“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岂有据乎？苏轼父子虽“夜泊绝壁之下”，俨然“士大夫”之勇者，然苏轼父子所见与郦元所见乃相同也，“言之不详”乃因《水经注》体例所限，非观点有谬也。“李渤之陋”则“陋”矣，然不袭成说，另辟蹊径，尚不失为创新之举。再者，“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亦有“武断”之嫌。石钟山阅世千年，文人墨客登临观赏者代有其人，夜探绝壁之下亦非旷世之壮举，焉知无得之于心且诉诸笔墨者哉？三者，“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似乎有理；然细思之则谬矣。渔工水师终生奔波于风波江上，生于斯，长于斯，非仅知石钟山得名之由来，而“石钟山”之名正是此辈人等所赋，也未可知矣。不然，“石钟山”之名何以流传也？传“石钟山”之名者，非“渔工水师”之流莫属也。 
　　故曰：郦元之简未必简，李渤之陋未必陋，而苏子之文虽古今标榜，亦难逃后人“叹之”、“笑之”之运也。何哉？“自以为得其实”，又焉知非“自然其然，自非其非”之辈乎？《石钟山记》，无甚高论，不必仰之弥高，亦不过寻常之文而已也。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事理之难辨，有如此事此文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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