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知识分子都忙什么?
作者:沂河泥鳅 时间:2007/10/21 12:55:58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670
历史是一门常记常新的学问。孔子有《春秋》传世，虽然权威，但只能是鲁国史的权威，因此司马迁仍能施展他的聪明才智，用人物传记与若干表格、专题等记述从黄帝以来二千六百年间的人事变化与社会变迁。司马迁的权威同样不能妨碍班固接着他的茬以自己的方式写《汉书》，班固也不能妨碍范晔写《后汉书》。这并非说历史著作不能比较优劣，编写者的文笔、智力和态度至关重要，司马迁、班固的成就后世鲜有超越者。
文学艺术也是这样，周朝简练的诗三百与屈原瑰丽的咏唱诚然令人叹服，但司马相如气势磅礴的大赋照样了不起。相比而言，汉代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较唐、宋逊色，这是因为汉朝的士人们对此用功较少，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整理诸子百家的精神遗产，整合它们，实践它们。汉代士人有着东周诸子的遗风，喜欢探索创造，他们虽然不敢有超越诸子的奢望，但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激情。据有疑古癖的学者们考证，他们有造伪的嗜好,大名鼎鼎的《黄帝内经》、《周髀算经》、《管子》、《晏子春秋》等据说就是这方面的杰作；《孟子》、《庄子》、《韩非子》等经典中据说可能也混进了他们的意见。有一种影响甚广但非常可疑的观点认为，刘歆先生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他原与王莽是同事兼朋友关系，王莽篡位后，他成为主管帝国文化教育方面的官员，为迎合王莽的政治需要，他一口气造出了十几部假经书。假如这类说法有一定的真实成分，那么应该感谢汉代的造假者，向他们致敬，抽去他们创造性的贡献，传统的思想学术必然会丧失一些 光辉。
汉代士人对现实政治的兴趣极高，他们甘愿为理想而献身的执拗性格令人敬佩，又令人伤心。贾谊是个才华横溢的人物，唐人李商隐写诗叹他：“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他的政治主张虽不见用，但朝廷很尊重他，然而他不肯通融，仅活了三十三岁即郁郁而终，这在后世很少见。
他们的豪气更令人激动，公元前138年张骞向中亚从事探险活动所需要的勇气，也许不逊于哥伦布探寻新大陆所需的勇气，那片蛮荒广袤的地区在当时完全陌生，只有些关于戈壁的凶险传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傅介子，西域楼兰国王与匈奴结亲拦杀中国的使节，他敢带几个人去楼兰国擒杀其国王。留下过弃笔从戎典故的班超，一度率远征军出现在黑海东岸，他甚至想探究罗马帝国的秘密，可惜选遣了无能的部将甘英，他到波斯湾后，轻信土人的谎言，无功而返。
后汉晚期士人们开始以群体面目出现，他们左右着帝国的舆论，以清廉、正义、忠信等道德标准相互勉励，形成了一道振奋人心的悲壮风景。官员范丹去探望生病的姐姐，吃姐姐家的便饭也坚持付钱；李膺任河南尹，他嫉恶如仇，竟不顾朝廷的赦令，杀了桓帝宠臣张成的儿子；李固被杀，他的弟子郭亮不顾官府死亡的威胁，公开前去收尸；刘恺为了把封地让给弟弟，在外逃避了十余年；范滂被朝廷通缉，他有逃亡的机会，却主动投案……现代的历史学者多批评后汉的士人们矫情、偏激，指责他们是些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傻子。殊不知，有时扬清击浊是需要采取非常道德手段的，比如当今的社会，就急需要出现一批范丹、李膺类的崇奉传统道德标准的官员，需要他们结党结盟，以清新的姿态对抗污浊的世风。对于一个社会，法律与制度的设置诚然重要，但如果没有道德的保证，它们的作用会大打折扣，西方的法制社会如果离开了基督教道德的保障是难以想像的。
两晋南北朝是帝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士人们的处境很尴尬，面对战乱与杀戮他们无能为力。首先他们不能再学东周时的先辈四处推销救世理想，他们造不出新的理想，当时上至枭雄人物，下至普通百姓，愿望都没有多大区别，所有人都知道重新统一天下，恢复汉朝的秩序最迫切、最重要，任何唠叨都属多余。二是他们不能再像汉代的士人们那样不肯回头地积极进取，对任何一个短命政权过于奉献政治热情都意味着自杀，它们内部阴谋不断，外部敌手虎视，兴亡无时。
做为汉代士人积极用世的反动，这一时期的士人有意清谈老庄玄学。老子的哲学接近纯哲学，玄妙而不涉及具体政治问题与实际事物，既适合保身，又适合锻炼智力。漆园小吏庄周乃东周诸贤中最大的另类，一个极端的自然主义者，他的哲学不辩是非。这个时代的士人从老子哲学体系的后门步入庄周的大园子，难免走向极端。鲍敬言就是个走到了尽头的人，他的生平无从知晓。他主张不要国家元首，不要政府组织，不要法律制度，明确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理论；但响应者寥寥，反而招来了激烈的批评，大家骨子里毕竟怀念社会秩序与纪律。对鲍敬言批评最激烈的人叫葛洪，一个有名的神仙家，自号抱朴子，他的另一只脚踏在孔庙里。葛洪算是个了不起的思维人物，他把方士们幻想出的神仙世界与老庄哲学巧妙揉合，道教在他手里真正成型。他又把道教与儒家的理想挂起钩来，给士人们铸造出了第二幅面孔──第一幅带有济世致用的阳刚之气，第二幅带有餐霞食英的仙气。从此如果谁在仕途上不得意，大可不必一条路走到黑，完全可以"弃却人间事，去从赤松游。”
并非所有士人都喜爱道家面孔，都愿意干行气炼丹的勾当，诗人陶渊明就算一个。他自称少年时“猛志逸四海”，渴望大济苍生，但他的性格妨碍了他的仕途。他有自然主义倾向，却坚持走儒家的退隐之路，硬从经典中寻得了自己的道理：独善其身、乐贫守节。他理想中的避世去处是桃花源中的乡村社会，那是孔子大同世界的具体化，儒家的乌托邦。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东汉。据记载，公元65年，明帝梦见西方有个陌生的神，遂遣使者前往天竺求之。两年后，使者除用白马驮回了些经卷外，还请来了两位印度高僧。
佛教初来时对中国人影响不大。汉末安世高等中亚人来华，翻译佛经，试图有系统地推广佛家学说，可惜他们的中文水平很差，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两晋南北朝时期，佛学随着玄学的兴起而兴起。佛老之学虽有许多相通之处，但佛学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它的理论比老庄的理论系统性强，且有异域之趣。慧远和尚是个三栖人物，他身在沙门，却既通老庄之学，又熟悉孔孟之道。象葛洪把道家与儒家协调起来一样，他把佛教与儒家统一了起来，他说：“释迦牟尼与尧舜孔孟虽然立论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让百姓过得幸福安宁。僧人不守君臣、父子、夫妇之礼，是因为他们为方外之人，主要不是为了个人的生命而存在，而是为了超度他人，顺化百姓。”(24) 这等于又给士人多准备了条出世之路。
至隋唐之世，中国士人已具备了汉代与两晋南北朝遗传下来的二重气质。例如诗人李白，他是个执著的官迷，玄宗皇帝召他进京做官，他高兴要发狂，自我描写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后来因不称职失了官位，虽很苦闷，可转身即能潇洒地唱：“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而去登名山，学神仙。贾谊如果生在唐代，大概不会英年早逝的。
唐代的士人们虽发现自己在社会、人生等方面没有多大的思考探究空间，但并没有感到尴尬，他们把蓬勃的创造力指向审美艺术领域，营造出了一派迷人的气氛。唐朝的绘画、书法艺术光彩夺目，吴道子、张旭、怀素等人的作品至今仍芬芳无比。玄宗皇帝甚至在宫廷的一片梨园中建了所艺术学校，专门培训歌舞戏剧人才。然而，唐世最值得炫耀的是诗歌。仅在清代编的《全唐诗》中，收录的诗歌就有5万首，这是2300余名诗人的作品,他们中有皇帝、大臣、平民，还有和尚、道士等，相传其内有首红叶诗竟出自宣宗时的宫女之手,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闭。殷勤谢红叶,好到人间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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