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知识分子都忙什么?

作者:沂河泥鳅  时间:2007/10/21 12:55:58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670
  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学术虽光彩夺目,但值得称道的是,后世的士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大脑生锈.东周诸子尽管伟大,可不是 在所有领域都能建立起不逾越的权威。
   历史是一门常记常新的学问。孔子有《春秋》传世,虽然权威,但只能是鲁国史的权威,因此司马迁仍能施展他的聪明才智,用人物传记与若干表格、专题等记述从黄帝以来二千六百年间的人事变化与社会变迁。司马迁的权威同样不能妨碍班固接着他的茬以自己的方式写《汉书》,班固也不能妨碍范晔写《后汉书》。这并非说历史著作不能比较优劣,编写者的文笔、智力和态度至关重要,司马迁、班固的成就后世鲜有超越者。
   文学艺术也是这样,周朝简练的诗三百与屈原瑰丽的咏唱诚然令人叹服,但司马相如气势磅礴的大赋照样了不起。相比而言,汉代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较唐、宋逊色,这是因为汉朝的士人们对此用功较少,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整理诸子百家的精神遗产,整合它们,实践它们。汉代士人有着东周诸子的遗风,喜欢探索创造,他们虽然不敢有超越诸子的奢望,但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激情。据有疑古癖的学者们考证,他们有造伪的嗜好,大名鼎鼎的《黄帝内经》、《周髀算经》、《管子》、《晏子春秋》等据说就是这方面的杰作;《孟子》、《庄子》、《韩非子》等经典中据说可能也混进了他们的意见。有一种影响甚广但非常可疑的观点认为,刘歆先生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他原与王莽是同事兼朋友关系,王莽篡位后,他成为主管帝国文化教育方面的官员,为迎合王莽的政治需要,他一口气造出了十几部假经书。假如这类说法有一定的真实成分,那么应该感谢汉代的造假者,向他们致敬,抽去他们创造性的贡献,传统的思想学术必然会丧失一些 光辉。
   汉代士人对现实政治的兴趣极高,他们甘愿为理想而献身的执拗性格令人敬佩,又令人伤心。贾谊是个才华横溢的人物,唐人李商隐写诗叹他:“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他的政治主张虽不见用,但朝廷很尊重他,然而他不肯通融,仅活了三十三岁即郁郁而终,这在后世很少见。
   他们的豪气更令人激动,公元前138年张骞向中亚从事探险活动所需要的勇气,也许不逊于哥伦布探寻新大陆所需的勇气,那片蛮荒广袤的地区在当时完全陌生,只有些关于戈壁的凶险传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傅介子,西域楼兰国王与匈奴结亲拦杀中国的使节,他敢带几个人去楼兰国擒杀其国王。留下过弃笔从戎典故的班超,一度率远征军出现在黑海东岸,他甚至想探究罗马帝国的秘密,可惜选遣了无能的部将甘英,他到波斯湾后,轻信土人的谎言,无功而返。
   后汉晚期士人们开始以群体面目出现,他们左右着帝国的舆论,以清廉、正义、忠信等道德标准相互勉励,形成了一道振奋人心的悲壮风景。官员范丹去探望生病的姐姐,吃姐姐家的便饭也坚持付钱;李膺任河南尹,他嫉恶如仇,竟不顾朝廷的赦令,杀了桓帝宠臣张成的儿子;李固被杀,他的弟子郭亮不顾官府死亡的威胁,公开前去收尸;刘恺为了把封地让给弟弟,在外逃避了十余年;范滂被朝廷通缉,他有逃亡的机会,却主动投案……现代的历史学者多批评后汉的士人们矫情、偏激,指责他们是些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傻子。殊不知,有时扬清击浊是需要采取非常道德手段的,比如当今的社会,就急需要出现一批范丹、李膺类的崇奉传统道德标准的官员,需要他们结党结盟,以清新的姿态对抗污浊的世风。对于一个社会,法律与制度的设置诚然重要,但如果没有道德的保证,它们的作用会大打折扣,西方的法制社会如果离开了基督教道德的保障是难以想像的。
   两晋南北朝是帝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士人们的处境很尴尬,面对战乱与杀戮他们无能为力。首先他们不能再学东周时的先辈四处推销救世理想,他们造不出新的理想,当时上至枭雄人物,下至普通百姓,愿望都没有多大区别,所有人都知道重新统一天下,恢复汉朝的秩序最迫切、最重要,任何唠叨都属多余。二是他们不能再像汉代的士人们那样不肯回头地积极进取,对任何一个短命政权过于奉献政治热情都意味着自杀,它们内部阴谋不断,外部敌手虎视,兴亡无时。
   做为汉代士人积极用世的反动,这一时期的士人有意清谈老庄玄学。老子的哲学接近纯哲学,玄妙而不涉及具体政治问题与实际事物,既适合保身,又适合锻炼智力。漆园小吏庄周乃东周诸贤中最大的另类,一个极端的自然主义者,他的哲学不辩是非。这个时代的士人从老子哲学体系的后门步入庄周的大园子,难免走向极端。鲍敬言就是个走到了尽头的人,他的生平无从知晓。他主张不要国家元首,不要政府组织,不要法律制度,明确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理论;但响应者寥寥,反而招来了激烈的批评,大家骨子里毕竟怀念社会秩序与纪律。对鲍敬言批评最激烈的人叫葛洪,一个有名的神仙家,自号抱朴子,他的另一只脚踏在孔庙里。葛洪算是个了不起的思维人物,他把方士们幻想出的神仙世界与老庄哲学巧妙揉合,道教在他手里真正成型。他又把道教与儒家的理想挂起钩来,给士人们铸造出了第二幅面孔──第一幅带有济世致用的阳刚之气,第二幅带有餐霞食英的仙气。从此如果谁在仕途上不得意,大可不必一条路走到黑,完全可以"弃却人间事,去从赤松游。”
   并非所有士人都喜爱道家面孔,都愿意干行气炼丹的勾当,诗人陶渊明就算一个。他自称少年时“猛志逸四海”,渴望大济苍生,但他的性格妨碍了他的仕途。他有自然主义倾向,却坚持走儒家的退隐之路,硬从经典中寻得了自己的道理:独善其身、乐贫守节。他理想中的避世去处是桃花源中的乡村社会,那是孔子大同世界的具体化,儒家的乌托邦。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东汉。据记载,公元65年,明帝梦见西方有个陌生的神,遂遣使者前往天竺求之。两年后,使者除用白马驮回了些经卷外,还请来了两位印度高僧。
   佛教初来时对中国人影响不大。汉末安世高等中亚人来华,翻译佛经,试图有系统地推广佛家学说,可惜他们的中文水平很差,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两晋南北朝时期,佛学随着玄学的兴起而兴起。佛老之学虽有许多相通之处,但佛学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它的理论比老庄的理论系统性强,且有异域之趣。慧远和尚是个三栖人物,他身在沙门,却既通老庄之学,又熟悉孔孟之道。象葛洪把道家与儒家协调起来一样,他把佛教与儒家统一了起来,他说:“释迦牟尼与尧舜孔孟虽然立论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让百姓过得幸福安宁。僧人不守君臣、父子、夫妇之礼,是因为他们为方外之人,主要不是为了个人的生命而存在,而是为了超度他人,顺化百姓。”(24) 这等于又给士人多准备了条出世之路。
   至隋唐之世,中国士人已具备了汉代与两晋南北朝遗传下来的二重气质。例如诗人李白,他是个执著的官迷,玄宗皇帝召他进京做官,他高兴要发狂,自我描写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后来因不称职失了官位,虽很苦闷,可转身即能潇洒地唱:“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而去登名山,学神仙。贾谊如果生在唐代,大概不会英年早逝的。
   唐代的士人们虽发现自己在社会、人生等方面没有多大的思考探究空间,但并没有感到尴尬,他们把蓬勃的创造力指向审美艺术领域,营造出了一派迷人的气氛。唐朝的绘画、书法艺术光彩夺目,吴道子、张旭、怀素等人的作品至今仍芬芳无比。玄宗皇帝甚至在宫廷的一片梨园中建了所艺术学校,专门培训歌舞戏剧人才。然而,唐世最值得炫耀的是诗歌。仅在清代编的《全唐诗》中,收录的诗歌就有5万首,这是2300余名诗人的作品,他们中有皇帝、大臣、平民,还有和尚、道士等,相传其内有首红叶诗竟出自宣宗时的宫女之手,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闭。殷勤谢红叶,好到人间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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