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师和普通话

　　我所经历的语文老师，大都表情严肃，不苟言笑。观之如读古文，满篇之乎者也，古朴方正。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黄老师。
　　黄老师其实也颇有师道尊严，不轻易和我们开玩笑。然而许多话一经他口，自然地就带了一副俏皮笑脸。比如“下课”，我们温州方言叫“TAI  KU”，黄老师会用“方言遣词方式＋普通话音”说——“退课”。大家都觉得有趣，又不敢笑出声，只齐唰唰站起来，大眼瞪小眼，憋着忍着，让笑意随眼珠子转啊转啊。等他出了门，远了，调皮的同学才像去了金箍的孙猴子，放心尖叫起来——“退课”！大家“哄”地一声笑出声来。
　　黄老师在课堂上开口说普通话，实在是不得已。如果光是照本宣科，读读课文，黄老师也差不太远。但每堂课都有课堂会话，到这个环节，黄老师就穿帮了。黄老师那时已经四十多岁了，根深蒂固的日常方言会话方式，使他很难用普通话准确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方言对他的语言驱动系统来说，就像必要的润滑剂，缺了就无法运转顺畅。只能是普通话土话“夹夹”。我们都觉得这没什么不妥，反倒以为这温州特色的普通话，为黄老师平添了几分人气，增加了几分亲切感。而黄老师自己呢，课堂上想严肃也严肃不起来。你想啊，几十个半大不小的孩子，个个兴味盎然，期待地看着黄老师，等着听他的“创新”语言——伸手不打笑脸人，黄老师严肃得起来吗？
　　这种意外的课堂效应，并不是黄老师想要的。他对我们说过一件真实的小事。有一次黄老师去上海，忽然想买一个信封。信封我们温州话叫“SANG  KOU”。黄老师来到商店，用他的“方言遣词方式＋普通话音”，大声对售货员说：“同志，买个信壳（KE）！”（壳在温州方言里读“KOU”）售货员听不懂，回他说没有。没有？明明在柜台里嘛！黄老师非常生气，点着柜台连连喊：“信壳！信壳！有信壳！”售货员不搭理他。说到这里，黄老师神秘地问我们：“你们知道哪里搞错了吗？”机灵的同学马上高声叫起来“是信壳（QIAO），应该念信壳（QIAO）！”地壳（QIAO）地壳，指得是地球的外壳；以此类推，“信”的壳自然念“信壳（QIAO）”。有道理。黄老师显然不满意这个答案。他走下来，充满期待地环视四周，希望能听到正确的答案。但是我们都在为“信壳（QIAO）”兴奋，压根儿就不曾想到，这可能是个错误的答案。黄老师失望地叹口气，说：“根本就没有信壳这个词，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信封。”我们恍然大悟。
　　忘了问黄老师最后有没有买到信封，他当时满脸失望的表情，我倒是牢牢记住了。语言作为一种思想交流工具，目的是为了带给大家便利，方言、普通话都如此。以前有句话，“学好普通话，走遍中国都不怕。”这很好地诠释了普通话之于方言的优越性——跨地域、全国通用。而且，我们的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是以普通话来展现它们的魅力的。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真正领略它们的风采。或许这就是黄老师当时“满脸失望”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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