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科举对于中国的士子而言象一场赌博更象一种宿命，一夜暴富、身登龙门的诱惑，让无数贫贱书生命中注定会在考场中沉浮。少负才名的蒲松龄一直考到六十多岁也没有荣登黄榜的运气，只得干个私塾教师的营当养家糊口（他的人生恐怕远没有《聊斋先生》里那样离奇）。蒲松龄一生潦倒，他作《聊斋志异》虽名曰“志异”，但绝非一部简单的记怪小说。他在许多篇末都附有“异史氏曰”的议论，他的内心追求的对象正是史学大家“太史公”司马迁，表面上是小说实际上是要作史——至于在文学与史传已经分离的时代，还要以文为史增加议论的写法，确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蒲松龄以志怪的形式而发其内心“忧愤”的创作目的也是值得注意的。
　　蒲松龄正是怀着对现实社会的愤懑情绪，才在《聊斋志异》中写出了一些揭露政治黑暗，描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贪婪狠毒的嘴脸的作品如《促织》、《席方平》、《商三官》等篇就最有代表性。此外，蒲松龄一生受尽科举之苦楚，所以书中涉及科举的地方也特别多，只是他并不反对科举制度本身，小说多攻击考官的“心盲或目瞽”（蒲松龄《试后示箎、笏、筠》）以致良莠不辨；反映考生在科举面前精神遭受巨大折磨、灵魂被扭曲的现实状况。《贾奉雉》、《司文郎》、《王子安》等篇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聊斋志异》是一本家喻户晓的书，但并非一本人人能读或者人人爱读的书。首先，这是一本文言短篇小说集，除掉语言的障碍，文言在写人神情声口上也不如白话流畅；其二，《聊斋》一书内容也较驳杂，500多篇作品中实际只有一半作品才是真正的小说，另一些只是对奇异传闻作简单记录的文字。但是，《聊斋志异》长期以来的确为人们所接受并深受喜爱，究其原因主要是蒲松龄写下了大量人与鬼狐相恋的美丽故事，创造了许多感人的狐鬼形象，加上作家艺术的高超，将人情与奇幻的场景、情节巧妙结合，发出了理想的光芒。像《青凤》、《婴宁》、《翩翩》等这类作品，都写得十分动人，千百年来被人们反复传唱，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
　　随着《聊斋志异》的盛行，小说中谈狐说鬼成为一大风气，出现了大量志怪小说如《萤窗异草》、《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然而这些作品思想深度和艺术造诣都已经无法与之媲美了。《聊斋志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志怪”小说和文言小说的最后一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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