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开“满分作文”动了谁的奶酪?

作者:佚名  时间:2006/6/28 20:26:58  来源:会员转发  人气:1024
   ━━关于高考“满分作文”的争议
  在甘肃宣布今年高考没有出现“满分作文”之后,海南教育部门又决定对海南高考“满分作文”“不予公开”(综合6月20日新华网,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消息)。这两记砸向“满分作文”的重拳让很多本想靠“满分”二字赚他一笔的“各路豪杰”很是失望,于是一时之间“硝烟”四起,质疑之声不绝于耳。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满分作文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见南国早报《为甘肃高考满分作文鼓掌》)。这个观点曾经遭到很多人的嘲讽和辱骂,甚至有人说我是一个教育的“门外汉”。但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读者,我是一个教师,一个有着近十年教龄的高中语文教师。对教育,我虽然谈不上是“内行”,但也沦落不到“门外汉”的地步。我只不过是“揭”了一下应试教育的“伤疤”,惹怒了许多吃“应试”饭的“门内汉”而已。 
  除了在概念上存在硬伤”以外,“满分作文”实际上就是“应试教育”的幌子,“唯分”主义的招牌,很多所谓“名师”把培养出“满分作文”的作者做为自己最值得炫耀的“资本”。我承认有文化底蕴深厚的学生与特别优秀的作文,实际上,很多文化底蕴“深厚”的学生不是老师教出来的,大部分的优秀作文也并非“名师”的功劳。但很多人就靠这个“满分”吃饭,如果没有了“满分”,他们的“名”从何而来?没有了“名”,他们的“利”又到何处去“寻”?所以,为“满分作文”叫“屈”的首先是那些自诩为“吃透”了课程标准的名师,那些为“应试”教育抬轿子的“轿夫”们。 
  另外一个不愿“满分作文”消失的人群就是那些与“轿夫”“狼狈为奸”的“奸商”。很多为“满分作文”的“式微”“大呼小叫”的声音都回避了一个话题,那就是“奸商”在“满分作文”这个概念中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所谓不公开满分作文会“影响高考的公平公正”(新晚报6月22日《该不该公开高考作文》)的言论看似“公平”,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不公开满分作文”对谁的影响最大,不是考生,而是那些早早把“满分作文”写好了的“名师”和下了血本的“奸商”们。而孩子们则能省下不少银子。 
  不公开“满分作文”把很多人的神经戳得很痛,让很多人不满.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满分作文”必将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而前面那些为“满分作文”大唱“赞歌”“摇旗呐喊”的“门内汉”留下的生意仅仅是为“满分作文”唱唱“挽歌”而已。(姜伯静)
  “作文界”并非笔者新造的名词。“作文界”一词始于何时,我不清楚,因为我也是刚刚发现的——6月12日《光明日报》一篇题为《对话中国作文打假第一人:揭开满分作文造假之谜》的报道中有如下一句话:“作文界的种种不良现象不能继续下去了”。 
  “作文界”这个词令人拍案惊奇。是认为它有什么不妥当吗?不,恰恰相反,我认为“作文界”一词称得上绝妙好词,一个“界”字,将十几年来人们目睹的各种相关怪现状勾勒殆尽。 
  “作文界”都由哪些人组成呢?这个问题不能想当然,不能拿“小说界”、“戏曲界”、“数学界”等等诸界往“作文界”上套。提到“数学界”,我倒要新造一个有助于大家理解“作文界”的名词:“数学习题界”。“数学习题界”与“数学界”是两码事,“数学习题界”与“作文界”才称得上异曲同工。“作文界”的主体,并不就是“作文”的主体,即中国大、中、小学的学生,而是一群专靠指导作文、研究作文教学、出版各种作文辅导书“吃饭”或者说为职业、为事业的人。 
  中国作文打假第一人揭露:“许多作文集上的高考满分作文,没有一篇来自考场”。“没有一篇来自考场”的历年《高考满分作文集》,固然是假的,而即便全都“来自考场”,又如何呢?我认同旅美学人薛涌的观点,历览各届高考作文,从命题上就开始诱导学生“作假”,编造故事,那么,抄袭的作文能得满分也就不怎么奇怪了。作文与做人本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然而中国的作文教育只重“作文”而不重“做人”,到处可见的是“作文”的范本,而很少见“做人”的范本。 
  据薛涌介绍,美国的学生也是围着“高考指挥棒”转的,但人家的“高考指挥棒”与中国的不同:“许多孩子十三四岁就开始为上大学作精心的准备。由于竞争的白热化,中学生暑假无法休息。干什么?他们不是去上各种补习班,而是去打义工,乃至一个女孩子,16岁就跑到塞内加尔去看护艾滋病人。”“你想进名校,就得干几件这样的‘酷’事,写在申请大学的作文里。” 
  不能不提及由“中国作文打假第一人”刘加民等“作文界”人士,于今年3月发起的“新作文运动”。“新作文运动”倡导“说真话,抒真情,做真人”,倡导“从自己熟悉的身边取材”,只从这些看,“新作文运动”确实是在散播一股新鲜空气。然而“新作文运动”更加强调的则是,“在作文训练中反映主流、健康的生活,表达健康、朴素、清新的思想情感,反对消极颓废、猎奇求异、生涩灰暗等不健康思想情绪在作文中的蔓延”、“积极参与社会变革,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作文”——“旧八股”没了,“新八股”来了,发行这么多“新股”,是要学生“说真话,抒真情,做真人”呢,还是要他们“说假话,抒假情,做假人”呢? 
  中国有个“作文界”,“作文界”是一个新词,而相同意义上的“界”则古已有之。读过吴敬梓《儒林外史》的人,稍稍将其中情节与目前的“作文界”对照一下当会哑然失笑。那时考学的士子谁肚里没有几本“历科程墨”(八股文选本)呢,马二先生不就是凭着一手编选“满分作文”的本事,四处混饭吃吗?(作者:翟春阳)
  访“中国作文打假第一人”刘加民
  高考尚未阅卷,自制“满分作文”已出炉 
  6月9日,记者接到北京《中学生》杂志副主编刘加民的电话,他在电话里激愤地透露:目前图书市场上的所谓高考满分作文绝大部分是假冒的,是一些图书商以营利为目的伪造的。 
  近年教材、教辅图书占了所有图书销售份额的70%以上,打着“满分作文”标签的作文在作文类报刊、图书中随处可见。难道这些“满分作文”有假货? 
  “我有足够的依据。”刘加民坚决地说。 
  据刘加民了解,6月9日,《2006年高考满分作文集》已开始编辑。负责为该书提供高考满分作文的一位老师向他透露,6月12日即可拿到满分作文。高考刚刚结束,12日高考阅卷还刚开始,哪来的高考作文?据这位几年来总是全国第一个编出当年《高考满分作文集》的中学语文教师透露,他编的满分作文没有一篇是来自考场。这不光时间赶不上,也没必要。他说:“我卖的就是‘满分作文’四个字!” 
  安徽的一位中学语文教师证实了以上说法,因为他每年也都向一些报刊和图书的主编提供“满分作文”,这些作文全是根据高考作文题自己写的,而且,图书主编们也知道这个情况。 
  显然,所谓的“满分作文”是伪造的! 
  “中高考结束了,暑期即将来临,形形色色以作文的名义牟取不良利润的‘营生’也在蠢蠢欲动。”刘加民说。 
  4月5日,本报一版以《新作文行动求“真”务“实”》为题报道了刘加民发起的“新作文行动”的活动,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随着“新作文行动”的推进,刘加民越来越觉得揭露作文界不良现象非常必要。 
  其实,早在去年刘加民就发现“满分作文”来路不正。他说,每年中高考结束都有一个热炒“满分作文”的阶段,2005年他也想为自己的杂志约一些“满分作文”,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秘密:所谓“满分作文”并非来自考场,而是用高考题目请考生之外的人写的,甚至是已发表过了的成人创作。出版商为了获利,给读者提供了假货。这个情况在他的其他作者那里得到了证实,情况比想象的要严重。 
  “我发现我的读者已经、正在而且还要继续被假的东西误导、欺骗、毒害,我们的整个作文大局都被这些假的东西扰乱,仅仅是出于职业道德,我也要表达我的态度。”他说。“第一,那些较早出笼的年度‘满分作文’实际上成了各地报刊、书商、老师和学生追捧、效仿、研究的所谓‘满分作文’的源头。第二,‘满分作文’引领作文辅导的方向,左右着作文辅导的走向,激发起学生投机、仿作的极大热情,这已是应试作文、甚至是日常作文训练当中无法回避的现象。全国的一线师生跟着并不高明的假的东西跑,这是什么性质?第三,由于这些从不良‘主编’那里炮制出来的‘满分作文’其实只是些篇幅比较短小、体裁有些新颖、风格显得另类的学生或者成年作家的已经发表过的短文,这也是每年8、9、10几个月份都有‘满分作文’被揭露涉嫌抄袭剽窃的原因。其实,人家‘抄袭’的,本来就不是真正的‘满分作文’,只是被编入冠以‘满分作文’名义的图书之内的作文罢了。” 
  2006年5月,某网站发布了曾颖的《我的文章被抄袭得满分,我要追究到底》的帖子,引起轩然大波。中央电视台也曾两度关注曾颖旧作被抄袭并获得去年江西考区“满分作文”一事。  
  刘加民说,近年来写作大奖赛活动空前活跃,关于作文比赛征文的广告满天飞,这些征文、大赛大多是变相的花钱买证、买奖的勾当。而奖励证书对读者在升学、升迁、评职称等方面确实有用,所以就有市场。近年来通过评奖、评选牟利之风愈演愈烈,招数使尽,花样翻新。先免费入围,再收取评审费、证书工本费之类的费用;也有颁奖兼搞夏令营的,把高额收费掩藏在夏令营的费用里;或要求另购“获奖作品集”,几十元的图书,在获奖作者要买,得花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钱购买。 
  刘加民说,他曾收到多篇反映这种现象的来稿,其中一篇题目是《偶的文章获了奖》,故事是:自己班上几个同学相互较劲,看谁获奖多。“偶”(我)拼命写作快速提高水平,终于勇敢参赛,结果被通知入了围,要交钱参加角逐一二三等奖。他欣然照办,很快获奖。却发现班上几个作文很差的同学竟然也获得了等级更高的奖励。这稿子实际上是揭开了一个丑恶现象的“盖子”,会让很多人不高兴,但他们毅然决定把这篇作文发表在《中学生》初中作文版今年第6期上。 
  作文界的种种不良现象不能继续下去了,这种“大人欺负小孩”的游戏必须停止了! 
  今年3月,刘加民发起“新作文行动”的倡议,喊出了“关心作文,呵护成长”的口号。倡议提醒大家关注作文教学和练习在未成年人心灵和身体的成长过程中的独特意义,倡导在作文训练中反映主流、健康的生活,表达健康、朴素、清新的思想情感,反对消极颓废、猎奇求异、生涩灰暗等不健康思想情绪在作文中的蔓延;倡导“说真话,抒真情,做真人”;倡导从自己熟悉的身边取材,积极参与社会变革,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作文;同时倡导做作文读物出版工作的同仁,加强自律,明确是非,把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放在最重要位置考虑。 
  被网友戏称为“中国作文打假第一人”的刘加民对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深感担忧。他说:“一个少年写手,可以天马行空妖魔鬼怪下笔千言,却看不到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关爱、互助、乐观、奋进的事实,一些已经成名的少年作家抄袭了别人的作品,输了官司,不但没有遭到批评和抵制,反而带来更多的追捧者。这种现象很值得忧虑。作文,写什么,不写什么,怎么写,从来就不是个单纯的写作技巧问题。”(通讯员 方圆 记者 叶辉)
  出于对社会评价标准不一容易引发争议等考虑,海南高考语文评卷组日前决定:今年将不公开高考满分作文。(6月21日《中国青年报》) 
  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篇作文的好与坏,在不同的读者眼里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高考是一个选拔性考试,成绩的评定有其客观的标准。基于这个标准,对考生的作文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相对稳定的分值。当然,社会评价标准很可能与高考的评价标准并不一致,但这并不影响关心高考评卷质量的人士能够基于公开的标准给出客观的评价———如果评卷组有接受外部监督的勇气和诚心,就不应把社会评价标准看得那么可怕。 
  尽管我对海南高考语文评卷组某位人士所称的“不公开理由”很不以为然。但我仍然想在遍地的指责中为高考作文的“不公开”开脱几句。 
  应当承认,公开高考作文并未成为一项制度。近年来,海南在本地媒体上公开了一些高考满分作文,公开的范围也极为有限。根据高考语文评卷组副组长吴益所披露的情况,以往的满分作文在百篇左右。即便公众对高考满分作文的关注度很高,媒体也有意迎合这种兴趣,也不大可能有媒体会对百篇满分作文一一照登。作为一个小省的海南情况是如此,其他省份想来也差不离。 
  当然,公开并不意味着仅能交由媒体刊登这一个途径,如果公开的目的是便于公众监督,那么在考试局设榜公布,或干脆将满分作文如实上网会是更有效的办法。很显然,我们并未有这样的强制规定。对高考阅卷的监督,目前的实践仍然停留在内部监督程序上,至于公众,还没有成为监督的主体。 
  如果公开不是义务,也非责任,那么海南高考语文评卷组称“今年不公开高考满分作文”也没什么可过多指责的。该讨论的倒应该是评卷组的某位主要成员在陈述不公开理由时,所流露出来的对高考满分作文的“主人情结”。毫无疑问,高考作文的著作权人应该是那些莘莘学子,而不是高考语文评卷组。评卷组的工作是评卷,应当公开的是分数而不包括作文,著作权法好像并未将高考作文的所有权(包括发表权)一概馈赠给了评卷组。作为一个临时机构,高考语文评卷组却是从何处获得了公开高考作文的“主人”地位? 
  人们认为高考作文应当公开,更多来源于习惯,并非来源于法律或制度。媒体公开高考作文的习惯可追溯至高考制度恢复伊始。1978年4月7日的《人民日报》就公开了一篇高考作文,作者是广东潮安县磷溪公社考生陈平原。陈平原参加的是1977年高考,他在这篇后来被当做范文的《大治之年气象新》中写道,“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伟大的祖国,迅速走向大治,条条战线凯歌高奏,捷报频传。” 
  尔后的每一个年度,我们都能在当地媒体上读到几篇深深嵌入了时代特征的“范文”。但有必要指出,媒体期待的公开,和公众期待的公开以及基于“以公开促公正”的公开,在诉求上就存在诸多不一致。看待高考作文应否公开还得从高考制度本身去把握。如果公开本应是高考评卷制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不能满足于能吸引读者眼球的媒体上的“有限公开”。解决著作权的归属、确定公开的主体以及公开的载体,设置异议的提出及处理程序应当是高考作文公开制度的主要内容。 
  高考作文应否公开已然引起了众多讨论,为高考的公平计,于监督程序的完善考量,在公开的习惯之外,制度也不能缺席。(海南学者 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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