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高考改革是为减负还是公平？北京新高考其实还是老一套！

　　2018年8月28日《北京晚报》刊登文章，澄清北京新高考仍然是以分数决定考生去向，主观评判标准只针对极少数学生。这可能是这几年高考改革中最耐人寻味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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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改革在浙江、上海等地试行后，考生、家长、学校、社会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舆论揣测教育部的改革方向是降低高考难度，疑似“减负”。
　　除了统考的语文、数学、英语兼顾文理外，剩下的“6选3模式”（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6门科目中任选3门）可以完全不顾文理分科，选择自己最得心应手的科目参加考试，而且这3门还是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出题。
　　北京新高考照单全收，还强调英语可以考两次，取分数高的一次计入总分。
　　相比以往的高考，教育部主导的新高考似乎赋予学生更多选择权。但根据浙、沪学生的体验，考试频次提高，负担没有减轻，反而有加重的倾向。
　　既然不是“减负”，新高考改革又是为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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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新高考模式将在北京实施，意味着全国高考将进入“新常态”，也就是说，新一轮的高考改革形式将尘埃落定。
　　“北京模式”非同小可，而其中引发争议的“综合素质评价”让我们看到政策出台前后的博弈、妥协和欲言又止。
　　综合素质评价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思想品德、学业成就、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
　　北京市教委在解读上述主观评估标准时一再辟谣，强调不是普遍适用。目的是，探索从“选分”到“选人”的一个小规模的试点项目。
　　这种“试点”已经显得越来越微弱了。
　　2014年开始，以奥数、文艺、体育为代表的高考加分项逐步取消；
　　2015年5月发生的江苏、湖北“减招事件”中，教育主管部门再次强调招生指标向西部落后地区倾斜……
　　这些标志性事件的背后，教育公平已经成为统领高考改革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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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北京市教委抛出的“综合素质评价”多半是给国内大学高招办看的，看似残存的“自主招生”的政策尺度。
　　在民国时期，大学“自主招生”曾有过先例。
　　那时没有全国统一高考，大学各自出题，学生只能到处参加不同学校的考试。被录取的人数非常有限，加上学费昂贵，大学基本上是贵族学校，一般的社会阶层只能望洋兴叹。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2003年，教育部才批准全国90所高等院校“自主招生”。即便如此，大学得到的“自主权”非常有限，还是要服从高考成绩的指挥棒。
　　2014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生试点工作的意见》出台后，“自主权”进一步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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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来，新高考的基调已经确定，教育公平仍然是重中之重，同时也呼应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的国家整体战略。
　　教育部并没有放开高校招生自主权，国内大学仍然不能自行出题考核。
　　主观评估标准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形式上与“自主招生”相衔接。
　　以“北京模式”为代表的新高考其实没有脱离2014年出台的一系列以教育公平为导向的“回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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