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教科书”

　　一定得去掉“要求学生掌握”这一关键词，而将其更改为“教材是供师生学习、分析、研究、探索用的基本材料”。
　　教材“换汤换药”，争议不少，无论沪版历史教科书之变，还是京城语文教科书之改，都引人注目。教材之变是很正常的，有上来就有下去，千古不变的教材才荒谬。对于语文教材来说，“该换不该换”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进入语文课本的，就是“学习”的“典范”吗？错，课文应该是“研究讨论”的对象！在广义的“名篇”那么多的今天，选什么名篇大作进课文，并不构成对错的问题。而真正的错，就错在大前提———我们将“教材”的概念错位理解了。
　　什么是“教材”？《辞海》有个经典解释：“根据教学大纲编选的供教学用和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材料。”并说教材包括教科书、讲义以及视听教材等。《辞海》的解释，核心意思是“要求学生掌握”，正是这个“要求学生掌握”神化了课本，导致所有论争者都有个“集体无意识”，就以承认“要求掌握”为前提，所有课文都要符合这样的标准。
　　文科的教材本来就不同于理科的教材，对错是非之分并非都是明确单一的；但事实上，这种“是非对错”意识太深入人心。此前，西安有位教授建议将诸葛亮的《出师表》撤出中学语文课本，也是从“是非对错”这一大前提出发的，所以他的理由是《出师表》宣扬了一种错误的“愚忠思想”。我们对课文的理解，大抵还停留在早年小孩子看电影的思考水平：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想起杭州有位非常语文老师，他叫郭初阳，三十出头，我并不认识；他出了本课堂实录———《言说抵抗沉默》，将语文课文当成剖析的对象；他致力于探索一种新型的语文课堂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成为具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现代公民”。比如讲授舒婷的诗歌名篇《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教学设想就是“作反思性的解读”，要区别“祖国”与“国家”的概念；经过一节课的推导，最终成功地证明了将“公民与祖国”的关系表述为“儿子与母亲”的关系之大谬，并在最后希望学生去看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了解一下公民和国家究竟是怎么一种关系。郭老师并没有要求学生“掌握”卢梭关于国家的答案，然而他与他的学生已经完成了一堂革命性的语文课教学。
　　舒婷的这首名诗，是我大学时代当代文学课学的，当年我的老师引导我们学到的只是沧桑意境里的“爱国”二字；尽管诗无达诂，但今天郭老师的解读更有现代性。那么，《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是不是应该因郭初阳的“证明”而让其“下课”呢？显然没必要，因为它作为一篇课文，具有真正的研究价值和探索意义。
　　赋予语文课堂以公民的意识、民主的思想、自由的启蒙、理性的光照、学术的深度，可以极大地提升语文课堂的人文品格。一个好的语文老师，开放性思维的教学，相信无论是用那些换下还是那些换上的课文，都能教出深意。而那些思想稀缺的教书匠，只知道“要求(学生)掌握”标准答案，拿什么课文来教都没有用；那些课文的价值甚至被折腾得连蝉蜕都不如，那蝉的幼虫变为成虫时蜕下的壳，好歹还能入药。
　　语文是可研究的语文，课文是可探讨的课文，这才是语文教材的真义。手头有三卷本的《美国语文———美国著名中学课文精选》，其特点是体现“研究性”，尤其课文后的问题设置很精彩，侧重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比如《独立宣言》一课所设的问题中，就有“根据杰斐逊的看法，什么时候一个政府应该被废除”、“《独立宣言》如果作为一篇演讲会有同样效果吗”，这样或大或小的问题，都带有思考性与研究性，体现了语文教育的人文性、思想性、开放性，语文的“工具教程”已退居其后。
　　语言是工具，语文则不是，但我们的应试教育早已将语文弄成了工具———考试的工具。工具性的语文教学，教育出来的人是“有知识没文化”，不会研究的。简单地看，使用什么名篇作课文，无非都是“举例说明”。既然是举例，那么举这个例与举那个例本质上没有多少差别，“上城”的陈奂生上不上课文没有多大问题，鲁迅的文章多选几篇少选几篇也没有多大关系。教材的本质问题，是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问题。语文教育的错误理念，集中体现于对“教材”经典概念的信仰式理解；这样的错误理念不修正，如何修正教材课本最终都是白搭。
　　教材版本的新旧变迁，无非是个发展的过程；而“教材”概念的本身，却停滞久矣。于是，我坚定地想：现在是到了该推倒教科书经典定义的时候了，一定得去掉“要求学生掌握”这一关键词，而将其更改为“教材是供师生学习、分析、研究、探索用的基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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